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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皮斯托亚这个城市十多年分成两派即潘恰蒂奇派和坎切列里派,由于两派纷争频繁,导致流血、焚烧房屋、掠夺财产以及各种敌对行动。其后佛罗伦萨人把两派的一些头头除掉或监禁,皮斯托亚才安定下来。因此马基雅维里认为,这两种政策都是没有用的。参看《李维史论》第3卷第27章。当我回顾公爵的一切行动之后,我认为他没有可以非难之处。恰好相反,我觉得应当象我在上面提出的把公爵提出来,让那些由于幸运或者依靠他人的武力而取得统治权的一切人效法。因为他具有至大至刚的勇气和崇高的目的,他只能采取这种行动,舍此别无他途。只是由于亚历山大短命和他本人患病,才使他的鸿图终成画饼。所以,如果一个人认为,为了确保他的新的王国领土安全免遭敌人侵害,有必要争取朋友,依靠武力或者讹诈制胜,使人民对自己又爱戴又畏惧,使军队既服从又尊敬自己,把那些能够或者势必加害自己的人们消灭掉,采用新的办法把旧制度加以革新,既有严峻一面又能使人感恩,要宽宏大量且慷慨好施,要摧毁不忠诚的军队,创建新的军队,要同各国国王和君主们保持友好,使他们不得不殷勤地帮助自己,或者诚惶诚恐不敢得罪自己,那么,他再找不到比公爵这个人的行动更生动活泼的范例了。获取领土的欲望确实是很自然的人之常情。人们在他们的能力允许的范围内这样做时,总会为此受到赞扬而不会受到非难。但是,如果他们的能力有所不及,却千方百计硬是要这样干的话,那么,这就是错误而且要受到非难。因此,如果法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军队进攻那波利的话,它就不应该把那波利瓜分。如果说,法国所以同威尼斯人分割伦巴第,是因为法国借此在意大利赢得插足之地,因而做得对,那么,另一次的瓜分就应该受到非难,因为后一次瓜分并没有那种必要性为其辩解。最新真人赌钱平台地址因此,对摩西说来,必须在埃及找到被埃及人奴役与压迫的以色列民族,他们为了从这种奴隶状态中摆脱出来,愿意追随他。而罗慕洛则必须不再留在阿尔巴,并且必须在他出生的时候就被遗弃,日后他才能够成为罗马的国王和祖国的奠基者[4]。居鲁士则必须察觉波斯人对梅迪人的统治不满,同时梅迪人由于长时期处于和平状态从而变成柔顺软弱的人。至于提修斯[5],如果不曾遇到涣散的雅典人,他就不能够发挥他的能力。因此这些机会使得这些人走了运,同时由于他们具有卓越的能力,使他们能够洞察这种机会,从而利用这些机会给他们的祖国增光并且为国造福。

最新真人赌钱平台地址通选大臣,对于君主说来实在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他们是否良臣,取决于君主的明智。人们对于一位君主及其能力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通过对他左右的人们的观察得来的,如果左右的人们是有能力的而且是忠诚的,他就常常能够被认为是明智的,因为他已经知道怎样认识他们的能力并且使他们忠贞不渝。但是如果他们不是这样的人,人们就往往会对他作出不好的判断,因为他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出在此项选择上。因此,谁不想胜利,就利用这种援军吧!他们带来的危险比雇佣军多得多,因为援军到来也就造成了毁灭的条件,他们全体团结一致,而且完全听从外国人的命令。可是,就雇佣军而论,如果他们获得胜利,他们要加害于你,却需要更长的时间和较好的机会。雇佣军并不是一个整体,他们是由你找来并发给军饷的,而且由你委派第三者担任他们的头头,这个第三者是不能够立即取得足够的权威来加害于你的。总之,就雇佣军而论,其懒散怯懦是最危险的;若就援军而论,其英勇慓悍却是最可怕的。[3]“州”(“sangiaccati”)来自土耳其语“旗”(“sangiaq”),是土耳其行政区域,类似现代的省分,此名称沿用至1921年。

至于埃利奥加巴洛、马克里诺、尤里亚诺等人,我就不打算议论了,因为他们都是十足可鄙的,所以很快就给消灭了。但是我想就上面的论述总结一下。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君主们要使自己政府的军队特别满意,其困难比往时减少了,因为尽管他们必须对那些军队给以某些照顾,可是如有任何困难很快就获得解决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位君主都没有一支军队象罗马帝国的军队那样,同政府和地方行政当局一道根深蒂固。如果说,在罗马帝国时代,满足军人比满足人民更有必要,那末现在所有的君主,除了土耳其皇帝和苏丹[20]之外,满足人民倒是比满足军人更有必要,因为现在人民比军人更有力量了。[10]当时马基雅维里正在作为佛罗伦萨的使者在切塞纳的切萨雷·博尔贾的宫廷。在1502年12月23日、26日向佛罗伦萨所作的书面报告中,他谈及雷米罗被囚和民众对雷米罗的反感,以及目击曝尸实况。马基雅维里对处决的作法没有任何反感。公爵所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削弱奥尔西尼和科隆内这两个家族在罗马的党羽。为此目的,他笼络所有属于他们党羽的贵族们,使他们成为自己的贵族,给予重重的赏赐,并且按照他们的等级地位使他们荣任文官武尉。这样一来,他们原来对那些党派的感情,几个月间在他们心中烟消云散,而完全转过来向着公爵了。其后,当他把科隆内家族的人们解散之余,便等待时机以便消灭奥尔西尼家族。这个机会果然不久就到来了。他很好地利用了它。因为奥尔西尼(虽然为时已晚)终于察觉到:公爵和教廷的势力扩大,就意味着自己的灭亡,于是在佩鲁贾的马焦内村举行了一次会议[6]。结果,在乌尔比诺的叛乱和罗马尼阿的骚动爆发了,它们给公爵带来无限的危险。然而所有这一切危险在法国的帮助下他都克服了。公爵在恢复了他的声威之后,因为不愿由于依赖法国或其他外力而陷入危险之中,他便诉诸诡计。他深深懂得怎样掩饰自己的心意,他不惜献尽殷勤,笼络保罗·奥尔西尼[7],奉送金钱、服饰和骏马,从而通过保罗的斡旋,使奥尔西尼的人同自己和好,而且由于他们的单纯使他们在西尼加利亚落入公爵的掌中。公爵消灭了这些首领并且使他们的党羽变成自己的朋友之后,他据有罗马尼阿全境和乌尔比诺公国,这就给自己的权力打下很好的基础。尤其是他觉得自己已经赢得罗马尼阿人的友谊,并且赢得所有这些人民的支持,因为人们现在已开始尝到他们幸福生活的甜头。最新真人赌钱平台地址盛衰的变化亦由于这个原因:如果一个人采取谨慎、耐心的方式行动,时间与事态的发展情况说明他的行动是合适的,那末他就获得成功;但是如果时间与事态变了,他就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改变他的作法。没有一个人如此谨慎小心地使自己能够适应这种情况,这是因为他不能够离开天性驱使他走的路子,还因为他走一条路子亨通已久,他就不能说服自己离开这条路子。因此一个谨慎的人,到了需要采取迅猛行动的时候,他不知所措,结果他就毁灭了。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随着时间和事态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性格,那末命运是决不会改变的。

[12]鲁贝托·达·桑·塞韦里诺(RubertodaSanSeverino,1419—1487),为威尼斯作战而死。在法国国王查理侵入意大利[3]以前,这个地区是在教皇、威尼斯人、那波利国王、米兰公爵和佛罗伦萨人的统治之下的。这些主权者操心不过的主要是两件事:一是不能让任何一个外国人武装侵入意大利;另一件是,在他们当中谁都不得夺取比现有的更多的领土。这些主权者最注意教皇和威尼斯人。为了抑制威尼斯人,正如为了保卫费拉拉一样,其他各国必须联合起来[4]。为着遏制教皇,他们就利用罗马的贵族们,使后者分裂成为奥尔西尼和科隆尼斯两派,使彼此之间经常发生龃龉,而且手里拿着武器站在教皇跟前,使得教皇感到软弱、六神无主。虽然有时也可能出现一个象西克斯图斯[5]那样英勇的教皇,可是无论幸运或卓识都不能够使他摆脱这种烦恼。他们的生命短促[6]是一个原因。因为一个教皇在位期间平均十年,在这十年当中,他好不容易才能够把这些党派当中的一派压下去。比如说,一个教皇差不多把科隆尼斯这一派整垮,而另一个教皇继位却与奥尔西尼这一派为敌,他为使科隆尼斯派复兴,而没有时间搞垮奥尔西尼这一派。这就使得教皇的世俗权力在意大利不为人所重视。[5]圭多·乌巴尔多(Guido.Ubaldo,1472—1508),乌尔比诺公爵(ducadiUrbino),1502年收复了乌尔比诺。1508年死亡。[16]本蒂沃利奥(GiovanniBentivoglio)是博洛尼亚的统治者(SignorediBologna)。

[5]此处“生涯”(vita),系从马里奥·本凡蒂尼校订本及奎多·马佐尼校订本。有的版本作“能力”(virtù)。那些光靠幸运,从平民崛起成为君主的人们,在发迹时并不很辛苦劳瘁,但是保持其地位时就很辛苦劳瘁了。当他们在途中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困难,因为他们是在那里飞翔。可是等到他们落脚之后,一切困难就应运而生了。那些依靠金钱或者由于他人的恩惠赐与而获得某一国家的人们就是这样的人。在希腊的伊奥尼亚和赫莱斯蓬等城市,就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在这些城市里,他们是由大流士立为君主的,为的是使他们为着大流士的安全和荣誉而保有这些城市。还有那些依靠收买军队,从平民跃登宝座的皇帝们亦复如此。因此,如果一个人由于人民的赞助而成为君主的话,他应该同人民保持友好关系。因为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免于压迫,君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一个人如果同人民对立而依靠贵族的赞助成为君主的话,他头一件应该做的事就是想方设法争取人民。如果他把人民置于自己保护之下,他就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因为人们原来预料要受到他的损害而现在从他那里得到了好处,他们对自己的恩人一定更加接近;人民立即对他充满了好感,胜过那些赞助他登上王位的人们。而且君主要赢得人民的好感有许多方法。这些方法根据各种情况而互不相同,我们不能够制作出一定之规,因此现在就不谈了。我只是断言:君主必须同人民保持友谊,否则他在逆境之中就没有补救办法了。在这里必须注意:善行如同恶行一样可以招致憎恨。所以,正如我上面说过的,一位君主为着保存自己的国家往往被迫做不好的事情:因为为了保持你的地位,当你认为自己需要的那些人——无论民众也好、军队也好、贵族也好——腐化堕落的时候,你为着使他们高兴,不得不迎合他们的脾胃。从而善行将与你为敌。

[2]卢卡神父(PreteLucaRinaldi)是马西米利阿诺的大使,1507年马基雅维里出使时直接认识。[1]这是有意夸张的表达,但是它符合马基雅维里的一个观点,根据这个观点,君主可以(甚至应该)将民事管理工作交给自己选择的地方官,而自己绝对地掌握战争事务。最新真人赌钱平台地址现在谈谈前面列举的另一种品质。我认为,每一位君主都一定希望被人认为仁慈而不是被人认为残酷。可是他必须提防不要滥用这种仁慈。切萨雷。博尔贾是被人认为残酷的。尽管如此,他的残酷却给罗马尼阿带来了秩序,把它统一起来,并且恢复和平与忠诚。如果我们好好地考虑到这一点,就会认识到博尔贾比佛罗伦萨的人们仁慈得多了,因为后者为着避免残酷之名反而让皮斯托亚[1]被毁灭了。所以君主为着使自己的臣民团结一致和同心同德,对于残酷这个恶名就不应有所介意,因为除了极少数的事例之外,他比起那些由于过分仁慈、坐视发生混乱、凶杀、劫掠随之而起的人说来,是仁慈得多了,因为后者总是使整个社会受到损害,而君主执行刑罚不过损害个别人罢了。在所有的君主当中,新的君主由于新的国家充满着危险,要避免残酷之名是不可能的。维琪尔借迪多(Dido)的口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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